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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05月 26日

《正信的佛教》(5.26续) 圣严法师著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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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照片:聖嚴法師)

(照片:圣严法师)


佛教對於中國的貢獻是什麼?

一些思想褊狹的儒家學者,直到今天,尚在閉起兩眼,力竭聲嘶地大罵佛教,其實,到了今天的中國文化之中,除了最近進口的舶來品之外,幾乎已很少不曾摻入了佛教的色彩。

在文學方面:由於佛典的翻譯,刺激了中國文學的革命,從詩文的意境到文體的演變,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,就已有了新的氣象。六朝時代,由於梵文的拼音──華嚴字母的翻譯,啟悟了中國文字的反切,由反切產生四聲,由四聲而把五言與七言詩改進為律絕。中國人向來作文,都主張多讀多看,所謂「讀破萬卷書,下筆如有神」,「熟讀唐詩三百首,不會作詩也會吟」,因為中國是沒有文法可言的國家,但在唐朝時代,卻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譯,也將印度的文法輸入了中國,比如「八囀聲」,即是名詞、代名詞、動詞、助詞等,又如佛典中的「六離合釋」,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種,現代人多以馬氏《文通》是中國文法學的鼻祖,其實唐朝時代,中國就已有了文法學,只是未能普遍地為民間運用而已;再如《文心雕龍》是中國文學史上文體及作法──文學批評論的不朽名著,但它的著者劉勰(法名慧地),卻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長的,晚年也出了家,他的作品,頗受佛教文學的暗示及鼓勵。(註)

到了唐代以後的文體,多能近於寫實而順暢,乃是受了佛教文學的感染;經隋唐而至宋代,「彈詞小說」或「平話」的出現,那是受了佛教所用「變文」的影響;近乎語體的唐宋詩,如白樂天及蘇東坡等的詩,是因禪宗的「頌古」以及寒山、拾得所做深入淺出的新詩而來,乃至梁啟超先生要說:中國古詩中的第一長詩〈孔雀東南飛〉,是受馬鳴大師所做《佛所行讚經》的影響。唐代的禪宗諸大師,創用白話的語錄體,說明佛法的要義,因此而有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出現,完全是學自禪宗的筆法。明清的小說是由平話及擬平話而來,小說中「有詩為證」的風格,散文之後以韻文作結的形式,以及彈詞裡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,明明白白是受佛經中「長行」與「偈頌」並用的暗示。由於佛典的翻譯,也為中國增加了三萬五千多個新語。

在藝術方面:魏晉的佛教建築,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建築形態,佛教的建築,雖不如近世西洋的實用,但卻由於佛經中敍述天宮及佛國淨土的施設,力求藝術化,建築物的布置、點綴、莊嚴、雄偉,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;又如佛教輸入的佛塔建築,也為中國的建築史,帶進了一步,開拓了新的里程。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,也給中國帶來了塑像的藝術,在此以前的中國,尚沒有塑像的技藝,唐朝的佛教塑像,美麗盡致,曾極一時之盛,數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蘇州某寺發現了唐人的塑壁,後得蔡元培申請政府保存。洛陽的龍門、大同的雲崗,那些偉大的佛像雕刻,浩大的工程,精湛的技巧,均有飄飄欲仙、栩栩如生之勢,那不唯是中國的藝術寶庫,也是世界性的藝術偉構。在繪畫方面,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,也享譽世界。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說:「雲崗石室與敦煌石室、龍門石室,不啻中國北方之三大佛教美術陳列館。」又說:「後漢以降,佛教輸入,中國之美術,遂由貴族美術一變而成為宗教美術,建築則從宮殿樓臺而變為寺院塔婆,繪畫雕塑則從君臣肖像而變為佛菩薩像,工藝則從器皿服飾而變為宗教之佛物法器。此種美術形態之延續,自後漢以迄於今……在中國文化史上,實佔有極重要之地位。」(見《中國佛教美術》)由於佛教的許多碑碣的保存,也為中國的書法,儲蓄了無價的財富,許多名家的字蹟,多由佛教的流傳而得遍及民間。「魚山梵唄」,是受了佛教梵音而來的中國音樂。從敦煌石室的發現,知道在馮道的印刷術之前,佛教於隋唐時代,就已有了通俗宣傳的刻板印刷品。

在科學方面:佛教入漢以前中國雖已有了鄧析、惠施、墨子及荀子等類似論理學(名學)的提出,中國之有完整的論理學,卻自佛教輸入以後的因明學開始。中國從唐朝至明朝,皆是用的一行禪師所定的曆法,那是根據印度的天文學而來。

在哲學宗教方面:佛教初入中國時,道教的排斥很大,但到了魏晉時代,講佛學的引用了老莊,講老莊的也引用了佛經,從此之後,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備,在許多方面都是取材於佛教,比如地獄及閻羅的觀念,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運用了,在佛教未來之前,中國沒有閻羅的印象,到了宋時的全真教,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。由於禪宗的啟發,宋元明的儒家──理學的出現,根本就是禪化的儒教,雖由於偏執他們的門戶之見而反來抨擊佛教,他們卻是「坐在禪床上罵禪」;禪宗僅是佛教的一支,宋明的理學家卻連對於禪宗的法門也只淺嚐半口而不敢深入,唯恐在深入之後,會迷失了他們自己的立場,朱熹看的佛典較多,朱熹就有這樣的體驗。近世以來的中國思想家中,比如康有為、譚嗣同、章炳麟、梁啟超、胡適、梁潄溟等,雖然未必信仰佛教,他們卻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啟發。最近(一九六四年六─八月)在夏威夷召開的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中,中國的方東美,也強調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。史家錢穆,對佛教有極高的敬意。哲學家唐君毅,自稱受到《圓覺經》等的啟發很多。可見佛教對於中國的貢獻,過去有了那許多,現在仍然有,未來也將必定有。其實,佛教不唯對中國是如此,對全人類也是如此啊!

在民間的風俗方面:中國原有的儒家信仰,是著重於現實人生的建設,無暇推究生前與死後的問題,所以孔子要說:「未知生焉知死?」對於生前死後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體,都是存而不論,所以要說:「祭神如神在。」縱然講到善惡的補償及懲罰問題,也只寄望於各人的後代子孫,所謂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,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」(《易經》),就是說的這樣的觀念;其實,從現實的史實上看,寄望於子孫的果報是不可靠的。因此,自從佛教傳入之後,「種瓜得瓜,種豆得豆」的因果觀,為中國的民間,帶來了新興而有力的希望,佛教給我們指出了生死輪迴的問題,以及善惡報應的問題,告訴了我們,一切行為,均由各自負責,善報屬於自己,惡果也屬於自己,現生不報,來生必報。這一點,鼓勵了人們要積極地去惡;這一觀念,對於千百年來的中國民心社會的安定與影響之大而且深,實在無法估計。

註解

通事舍人劉勰雅為(昭明)太子所重,凡寺塔碑碣,皆其所述(石城石像碑見存),深大同四年求出家,武帝賜名慧地──《佛祖統紀》卷三七(《大正藏》四九.三五一頁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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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miaoshanshi | 2016-05-26 05:30 | Comments(0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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